耕海牧贝，造福百姓 ——追忆中国“扇贝之父”张福绥院士
感悟过，
多梦岁月。
奔岛城，
鱼山红楼，
造就博学。
求真务实挥汗水，
潜心研修披霜雪。
从名师、六载共奇贝，
圆情结。
戏海红，
识豪杰；
引海扇，
兴产业。
拓展四海疆，
播种和谐。
关怀备至重学子，
言传身教穷心血。
战病魔、笑看风云起，
再传捷。
今天是2018年2月9日，我们谨以此文深切缅怀张福绥院士逝世两周年！
张福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贝类养殖学家，更是一位为海洋科学奋斗终生的大师。35年前，张福绥院士首次从美国大西洋沿岸成功引进海湾扇贝，从26个亲贝起步，短短的5年时间他使我国扇贝产量达到5万吨以上，掀起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第三次浪潮。张福绥院士在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奠基性和原创性成果，为推动我国海水养殖业，特别是贝类增养殖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尊称为“扇贝之父”。
2016年2月9日，张福绥院士因病在青岛逝世，享年88岁。张福绥院士的一生，为中国水产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海水贝类增养殖领域的重大损失！
追忆中国“扇贝之父”张福绥院士，耕海牧贝六十载，造福百姓千万家
张福绥 男，汉族，1927年12月27日出生，山东昌邑人，无党派人士，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62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研究生毕业，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生前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动物学会贝类学分会和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贝类学分会名誉理事长，国家科技兴海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就应该奉献于民，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张福绥
35年前,张福绥首次从美国大西洋沿岸成功引进海湾扇贝，从26个亲贝开始，在短短的5年里使我国扇贝产量达到5万吨以上，从而掀起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第三次浪潮。
张福绥在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奠基性和原创性成果，为推动我国海水养殖业，特别是贝类增养殖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尊称为“扇贝之父”。
1927年12月27日，张福绥出生在山东省潍坊昌邑市大陈家庄村。兄妹五人，张福绥排行第五。父母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全家生活十分清苦。
1934年春，张福绥进入村立小学读书，这也是当时一般农村家庭孩童最好的选择。后因战乱和家境困难多次辍学，辗转多地艰难的读完中学。
1949年9月，张福绥考入了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养殖专业。在此期间，张福绥进行了系统的海洋科学专业学习，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张福绥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人生充满了遐想，立志全身心的投入海洋科学事业中。
1953年8月，张福绥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至广东省水产学校工作，担任养殖科教员，教授浮游生物及贝类养殖等课程。当时，学校教材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张福绥便一边授课一边开展调查研究修订教材。张福绥的积极努力和吃苦耐劳获得了学校的认可，派送他先后去山东大学和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进修，进一步夯实了科研基础，拓宽了学术视野。
1956年9月，在张福绥的刻苦钻研、不懈努力下，成功考取了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生，师从张玺先生研习贝类分类学。
从此，张福绥正式开启了海洋科学的研究历程，与“贝”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1962年4月，张福绥研究生毕业，留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无脊椎动物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海洋浮游软体动物区系分类研究。
他系统研究了中国海浮游软体动物和底栖贝类的种类及分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海软体动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理论。鉴定报告了海洋浮游软体动物61种,其中含 1 新属、4 新种，并修订了海若螺科(Clionidae)的分类系统，建立1新亚科 Prionoglossinae。首次发现黄东海区浮游软体动物群体的经向移动现象、移动矢量、年周期及其动力学分析，据此选定出暖流指标种,为黄海暖流冬强夏弱的性质提供了生物学依据。在著名贝类学家张玺先生指导下，将我国海洋动物区系进行了亚区级区划，首次提出并界定了亚热带性质的中国—日本亚区，并将黄海与渤海划入它北邻的北太平洋温带区的远东亚区，由此将我国海洋动物地理学研究由记录、比较水平提高到区划动物地理学水平，为以后的贻贝苗种繁育和扇贝引种奠定了科学基础。
70年代初，人们食物中蛋白质匮乏，消费者日常生活必需的鸡、鱼、肉、蛋都很难买到，海产品就更难了。张福绥认为，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研究方向必须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祖国的需要就是一种动力，也是知识创新的源泉之一。
张福绥毅然转向实验生态学与贝类养殖学有关项目研究，先后领导了山东蛤仔资源调查与滩涂养殖研究以及文蛤蓄养研究；主持了著名文蛤产区辽宁省辽河口文蛤资源调查、贻贝养殖生物学及养殖技术研究。创建了贻贝的人工育苗和自然采苗新工艺，首次系统研究了黄海贻贝的生长与繁殖以及幼体生态学规律，详细研究了胶州湾贻贝繁殖期与水温的关系，有力推动了山东贻贝养殖产业化。根据贻贝所在海区所表现的生物学规律及生态学特点，通过试验研究于1972至1973年成功创建了“废旧草绠采苗法”和“贻贝自然采苗场建立”技术，解决了苗源供应问题。继而又研究改进了饵料结构、采苗器材、细菌控制和苗种中间培育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建立起完整的人工育苗理论和技术体系，首次将贻贝育苗工程化，育苗单产水平(苗数/米3水体)达到1000万粒以上,育苗单产量创世界最高记录,促进了我国贻贝养殖业的迅速发展。1977年仅山东贻贝产量即达5万吨,使贻贝成为当时全国海水养殖业的支柱产业。
扇贝,曾几何时被尊为海鲜八珍之一，别说寻常百姓食之不易，就连国宴也一度“舶来”享用。
八十年代, 针对我国黄渤海海域的浅海养殖出现的养殖种类匮乏、效益低下、海水养殖业面临严重滑坡的局面,张福绥及其课题组将目光投向了扇贝生物学及引种、养殖研究。
选定引进对象是引种工程的第一步。海湾扇贝是产于美国大西洋沿岸的一种野生贝类，以其生长快速著称。翻阅了大量资料，张福绥在系统研究软体动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经济、海洋环境与生物学等多方面比较分析，推论海湾扇贝引进我国并实现产业化是可能的。
但把海湾扇贝从美国漂洋过海带到中国谈何容易，特别是离开海水、高温容易死亡的扇贝。1981至1982年，在曾呈奎院士、刘瑞玉院士等支持帮助下，张福绥先后3次引进亲贝。
前两次均已失败告终，扇贝苗没能排卵就全部死亡。张福绥没有气馁，反而和同事们更加刻苦钻研，认真总结经验，第三次张福绥亲赴美国。
1982年12月16日，张福绥从美国带回128个扇贝，以浸透海水的纸包好盛于密闭的泡沫塑料盒内，再放进降温袋。18日晚12时抵北京后，立即浸入海水中。次日下午按原法包装，经火车于20日晨带到青岛，途中经历约60小时。将贝养于室内水槽中，陆续有死亡，至23日死亡率累计达72.7%，再后趋向稳定。至翌年1月26日排卵时仅余亲贝26个，成活率为20.3%。
为了照顾好这26只扇贝，张福绥和课题组的同事们吃在研究室，住在研究室，没有白天没有夜晚，更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全组同事们都被这远道而来的26只“宝贝”累得精疲力尽，一双双疲惫的眼睛，都在期待着小扇贝的降临。不负众望，一个多月以后，小贝苗终于在中国诞生了。大家忘记了辛苦、忘记了疲劳，为了“小宝贝”的诞生而欢呼而庆贺。
通过进一步的试验研究,张福绥等解决了亲贝促熟、饵料、采卵、孵化、幼虫培养、苗种中间培育、养成等关键技术问题，建立了一整套工厂化育苗及全人工养成技术。
1985年，在山东、辽宁、河北等水产系统的共同努力下,海湾扇贝育苗和养成技术得以广泛推广，初步形成稳定的产、销两旺的海水养殖业，并在我国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湾扇贝养殖产业，成为当时我国海水养殖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海带、对虾、扇贝)，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我国贝类养殖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有力推动了我国海水养殖产业的发展。
九十年代，张福绥为了解决海湾扇贝长期人工育苗所导致的遗传衰退,又开展了“引种复壮”研究，取得良好效果,并在1994至1995年对养殖群体进行了种质资源更新,保证养殖业健康发展。根据海洋贝类区系的性质及海洋地理生态学规律，张福绥还先后3次引进墨西哥湾扇贝至我国南海与东海，形成了稳定的产业规模。
海湾扇贝的大面积推广养殖，让许许多多沿海渔民和养殖户富裕起来。为此，渔民们尊称张福绥为“扇贝王”、“扇贝之父”。张福绥说：“作为我们科研人员来讲，任务就是把工作做好，这是最主要的。作为海湾扇贝引种者，看到扇贝今天的成绩，是非常高兴的，也感觉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抓紧时间推广，让群众见实惠，看到群众得到实惠了，咱心中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海湾扇贝引种工程充分提高了我国贝类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世界水产养殖学术权威 Dr.K.chew认为，这是“近十年来世界上非凡成功的水产养殖项目之一”。
1999年11月20日，张福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从事科教工作60余年来，他先后发表论文114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山东省科技大会奖、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山东省科技星火奖，青岛市科学技术功勋奖、陈嘉庚农业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农业科学奖、美国贝类学会杰出贡献奖等18项，并先后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科教兴鲁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张福绥，这位耕海牧洋勇立潮头的老人，60多年如一日始终耕耘在一线。近年来他密切关注中国海水养殖业存在的种质、病害、环境和产品质量四大问题，提出了“生态养殖与工程化养殖并举”、“离岸养殖”、“清洁生产”等系列新思路和新措施，指导创新团队在引种基础上成功培育出两个海湾扇贝新品种，并推动其成为产业的主导良种，还基本厘清了我国巨蛎属牡蛎的种类和分布，推动了我国贝类适应进化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张福绥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诚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他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造诣和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学术思想精辟深邃、治学严谨、学风正派，对工作认真负责，他有很强的献身精神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和倡导科技创新和生产实践并重。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从不居功自傲。
张福绥极富事业心，数十年来如一日，全身心地投入于研究和实践。他治学严谨求实，每天的日程表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多重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心血。
与张福绥共事了50年的同事、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马江虎说：“我感觉到张院士的事业心特别强，他不论干什么事情，一定要把事情干好，他搞贝类实验生态学，搞贝类养殖，总是想把自己搞的成果跟国家的国民经济、跟我们的水产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为人谦和，无论是对待我们以前的老科学家、他的老师，或同代的人，或者他下一代的人，对老的很尊敬，跟同代人关系比较融洽，尤其是对下一代人很关心，想方设法从各方面使年轻人能全面的发展起来。”
张福绥十分注重人才培养，先后培养博士后3名，博硕士研究生20余名。他的学生现大多已经成为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为了鼓励青年人致力于祖国的海洋科学研究，他捐出了所获的陈嘉庚科学奖的全部奖金，在海洋研究所设立了培养研究生奖学金及中国贝类学会优秀论文奖，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张福绥的学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范说：“1989年，我从大连水产学院考入海洋所，跟张老师读博士，从事贝类养殖研究。张老师是一位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平凡之中又蕴藏着不平凡。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从张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表现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可谓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做人上，他宽厚待人，和蔼可亲。做事上，他以身作则，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勇于承担责任，我们做学生的，都很佩服他，跟着他做事，心里很踏实。做学问上，一方面，张老师的‘聪明’之处在于扎扎实实地一点点积累，几十年如一日，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就这样坚持下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另一方面，体现在敢于不耻下问上，他作为长者，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也会向学生请教，跟学生讨论问题，他的这种学习精神，难得可贵，也让我们当学生的非常感动。张老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优点，是我们一辈子也学不完的，也无形中鞭策着我们，努力为我国的海洋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张福绥的学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杨红生说：“张老师为人特别诚恳，实在，憨厚，人品高。对我们年轻人特别的关心，比如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困难，他都伸出友谊之手，他就像慈父般地关怀我们，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他不仅关心我们学术上的发展，同时关心我们怎样做一个人。老师常说，人品不好的人也做不好学问，对自己的学生他也是这么要求的。”
“老师把工作看作是一种乐趣，1998年前后山东省沿海本地种——栉孔扇贝发生大规模死亡时，一段时间天天出海监测让我这年轻人都受不了，可他已经70多岁了，硬是没事。”杨红生说。生活中的张老简单而随意，尽管获奖无数，但始终淡泊名利。他用自己所获得的奖金设立的贝类学奖励基金，但却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用了恩师张玺先生的名字。
阙华勇研究员1995年从福建师范大学考来青岛，成为张院士的学生。谈及恩师，他说，张老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他提交的报告和论文中，张老师总是逐字逐句地斟酌，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仔细改过。“记得我刚来海洋所的时候，张老师让我先蹲一个月的图书馆，起初我并不理解，但一个月下来，我对我国贝类养殖产业有了全面了解，为后来选择研究课题打下坚实基础。张老师还经常和我谈心，告诫做科研的不要为外界纷繁事务所扰，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与人交往合作不要过多计较得失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2016年2月9日，这位暮年耕海人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的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德高望重的师长，是我国海洋科技界的重大损失。
张福绥院士一生秉承“科技报国、创新为民”价值理念。他严以修身，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立足海洋农业产业发展和渔民福祉民生，潜心科研，硕果累累；他宽以待人，工作中讲求大局，敢于实践，淡泊名利，为人忠厚；他严以律己，学风严谨，诚信做人，为人师表，桃李满园。他爱党、爱国、爱人民，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的海洋科学事业，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旧岁含笑去，
今喜雄文成著。
见字若相逢，
怎抑动容三度？
海红茂如故，
扇贝得广布。
寄期伴春风，
欲命笔、情难诉。